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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友兰之女宗璞,90岁前为《野葫芦引》划上了句号,“不写对不

作者:匿名      日期:2019-10-31 10:23:50

这篇文章发表在2019年第40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上。文章的原标题为“宗璞:不要写对不起历史”,未经允许严禁转载,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调查。

记者/艾·江涛

宗璞(黄宇)

孤独的长跑

90岁生日前,宗璞终于结束了四卷本小说《野葫芦导论》。这时,她已经32年没写这部小说了。

"一个人必须说很多,然后保持沉默."在小说最后一卷的后记《北方归来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the North Return)中,宗璞借用了父亲冯友兰的一句话来告别她经历和书写的岁月,以及伴随她多年的书中的人物:“100年来,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挣扎。我一直认为我已经取得了进步,但实际上我做了一个圈。仍有许多事情需要努力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会说再见。”

对于那些熟悉宗璞创作过程的人来说,这份坦白在长期之后带来了难得的平静和宽慰。《冬瓜引文》的创作常常让人想起冯友兰晚年口述完成的七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。当时,宗璞在创作的同时,也花了很多时间照顾他虚弱的父亲。知情的亲戚朋友说,冯先生能够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,宗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冯友兰一直很喜欢她的女儿,每个生日都会给她写一副生日对联。1990年,冯友兰为女儿写了最后一副对联:“吕殿亮,黎族有一个守护神,难道只有文学才能传到第三代吗?文坛是微妙的。我知道我拿着一支花笔,所以我不想要新一代的双胞胎。”其中一个“双城”将“野生葫芦引文”的原名称为“双城洪雪故事”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她父亲仍然关心她的小说。

自1985年开始写小说《杜南记》第一卷以来,宗璞在过去的30年里经历了父亲的葬礼、丈夫的葬礼和几场重病。她的身体很差,几次视网膜脱离使她几乎失明。从《东藏集》第二卷开始就负责编写这部小说的威洛(Willow)告诉我,《冬瓜引论》的最后两卷半完全是口述完成的。

早在2017年底,当《北归集》初稿的前五章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时,我就联系宗璞接受采访。由于她的身体状况不稳定,面试不得不被推来推去。2019年6月底,在我位于昌平太阳城的家中,我终于见到了作者本人。

2012年,宗璞离开了他居住了60年的北京大学雁南园57号,即宗璞写的《陆锋》和冯友兰写的《三松堂》,搬到了昌平偏远的郊区。简单优雅的客厅被一排书架分成两部分。沙发后面的墙上有一首她父亲1976年为她写的诗:“有成千上万首关于山和流水的诗,还有一艘满载明月和清风的船。”在保姆的帮助下,宗璞出来了。她一坐下,就说,“我一只眼睛的视力是0.02,另一只眼睛完全失明。我已经很满足了,可以看到蓝天和绿树。”

我不知道为什么,在宗璞面前,让我想起了《冬瓜传》和《杜南记》第一卷中的那个八九岁的女孩,这显然带有作者的印记。1937年“卢沟桥事件”爆发时,9岁的宗璞还是她父亲身后的一个小女孩,父亲当时是清华大学艺术学院院长。整部小说以北平和她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历史事件开始。此后,南渡、东藏、西征、北归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叙事,讲述了像她父亲一样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思想。当然,宗璞想要更多。她希望为那一代人和那个时代书写历史。

像许多小说家一样,宗璞不喜欢读者把小说中人物的故事与真实的人相匹配。她将自己的创作方法总结为“重新揉捏、重新提炼、重新调和”,并引用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·肯尼利(Thomas Kenealy)在小说《这些王国》的标题页中的话作为回答:“这部小说不是真的。如果指出一些线索,作者希望它们与任何个人事务无关,而是与澳大利亚灵魂的特征有关。”

“野生葫芦引证”的长期构想酝酿于20世纪50年代。那时,胜利后不久,我觉得我们应该写下我们的整个抗战。因为抗战实在是太总动员了。整个国家自发地、真诚地动员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。但是我没有一直写它。一方面,我总觉得我写不好。另一方面,我总是在外面忙。有很多事情或者环境不对劲。”宗璞说。

从酝酿到写作,有30年了;从写作到完成,又过了30年。宗璞为什么如此依恋那段历史和这部小说?

说到这里,宗璞和比她小6岁的王蒙都是“回归作家”,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,然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又开始写作。王蒙在195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《一个年轻人来自组织部》,宗璞在1957年出版了《赤豆》,每一部都是他们早期的代表作。早在1948年,刚刚从南开大学外语系转到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宗璞就在《天津大公报》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《别名》,但1957年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《红豆》赢得了她的最初声誉。

“大约在1948年,整个社会非常动荡和变化。有些人想去,有些人想留下。”《红豆》讲述了在那个大时代,几个大学生做出的不同选择。经过60多年的重新讨论,宗璞印象深刻的是王蒙的话:“我读的是《红豆》,我读的是沧桑”

也许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它的味道。然而,历史的变迁似乎一直是宗璞小说的主题。无论是早期的《红豆》还是“文革”后写的《我是谁》?《弦上梦》和《三生石》,包括后来的《冬瓜引子》,都是一样的。

在众多批评家中,宗璞属于“本色”作家,这可以从她对小说的理解中看出:“因为写小说只不过是一幅肖像。”熟悉王蒙和宗璞作品的刘洋说:“王蒙是语言天才。他的语言天赋不是任何人都能赶上的。他写同义词和一大张纸,这比依靠马·戴克还要糟糕。宗璞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她的心和脑,经过反复推敲,可以说是苦涩的歌。宗璞对这部小说的情结是不言而喻的。她和她的父亲及兄弟们经历了国家历史上一段难忘的时期,她觉得把这段历史写下来是她的责任。这种责任感非常纯洁和真诚。作为见证宗璞30年创作过程的负责任的编辑,我分享她的感受。”

20世纪80年代,宗璞开始写《野葫芦引文》,正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促使她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。1984年,宗璞参加了烟台人文学会举办的小说大会。“韦君宜说,你应该写一篇长的。我说我想写作,对此我想了很多。后来,当写作开始时,人文社会称之为负责任的编辑,当时是王小平。当我写一章的时候,她会拿着它和人文社会当代文学副主编李曙光一起读,提出建议。我会再写一章,她会接受的。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这部小说。”提起这件事,宗璞仍然记忆犹新。

野生葫芦中的世界

宗璞在第一卷《杜南记》的后记中解释说,整部小说的名字最初是作为《双城记》和《洪雪记》起草的。然而,许多朋友不喜欢它,把它改成了最初构思的“冬瓜引文”。

这部小说的名字反映了宗璞的历史观。在许多情况下,她解释说:“当我写小说时,我经常受到历史的束缚。历史是愚蠢的,要靠别人来说话。我对此表示同情。但是我写的是一本小说,里面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未知的东西。这真是“我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”。事实上,人们不知道历史是关于什么的,只知道书写的历史。因此,生活和历史是“野生葫芦”,不能被清楚地理解。那为什么是“铅”?因为我不能说任何关于历史的事情,我只能说一个引言来引导你看历史和生活的各个方面。”

宗璞1985年开始写《杜南记》时,视力很好,读写没有障碍。1988年,这部小说出版了,《杜南记》成为她全部作品中唯一一部手稿完整的作品。这部小说是根据民伦大学历史系教授孟玥一家的经历写成的,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昆明。根据历史记载,北平于1937年7月29日沦陷。清华和北京大学等学校相继向南迁移。1937年11月1日,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一所临时大学。1938年,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,包括1938年4月至8月在蒙自的生活。

根据张曼菱在《西南联合大学游记》中的记载,当时师生迁往云南的路线主要分为三条:第一条路线是从长沙经粤汉线到广州,再到香港,然后乘船到越南的海防,然后经滇越铁路到昆明。第二条路线是经云岭、柳州至昆明的湘桂公路。第三条路线是沿湘黔滇公路步行进入昆明,这是著名的“湘黔滇旅游团”,包括闻一多教授和袁富礼教授。它由200多名教师和学生组成,步行覆盖1600多公里。抗日战争时期,冯友兰从长沙陆路旅行,他的家人从北平乘船到云南蒙自。

虽然宗璞不同意坐在相应的座位上进入阅读,但实际情况是,当人们读完整本书《野葫芦入门》时,很难不与那些人比较时间。《杜南记》中,面对抗日战争,孟玥在校园里感叹:“我们这一代学者是先驱者。”相比之下,7·7事件后,清华物理教授吴荀攸和哲学教授冯友兰预约在夜间巡视护理学校。陆清飞,带着宗璞祖父任志明的影子,也让人想起陈李三,一个因拒绝进食而死去的著名诗人,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父亲,在城市毁灭前夕。

然而,对于当时9岁的宗璞来说,推动叙事的内心情感仍然是清华B校区旁的溪流和萤火虫,北平城的小吃和大茶壶,当然还有孟子和他哥哥去商店为父亲版画新儒家手稿的情形。陈寅恪“穿越南方反省过去,因害怕等待来生而回到北方”的悲伤,在宗璞的小说中变成了悲伤:“两个孩子没想到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回来。那时,他们已经长大了,他们美丽的童年将永远消失,只剩下藏在心里的记忆。萤火虫变成了遥远的梦,不再存在。”

1990年,父亲去世,宗璞本人又患了一场重病,这使得第二卷《东藏集》的写作推迟到1993年下半年。自1996年以来,宗璞的眼病恶化了,而《东藏集》的下半部完全是口述的。

宗璞回忆起当时的写作过程:“我口述,助手打字。写《东藏集》和《郑茜集》的前部时,你的眼睛仍然能看到一点。在一个阶段,我使用两台计算机,其中一台在这里输入,另一台同时被转移到另一台计算机。它变成了一个大词,我可以在电脑上阅读。后来,我看不到大人物,所以我就停止了阅读。”她称自己的写作风格为“滚雪球”和“先写一个粗略的大纲,然后慢慢地把它加起来”。我不识字,只有靠耳朵才能知道我以前写了什么。只能要求人们读,读来读去,一遍又一遍地改变”。

《东藏记》主要写的是昆明时期联合国大会教授的生活。他们生活在惊恐中,坚持教学。面对飞涨的物价,联合国大会的教授家庭不得不做一些副业来补贴他们的家庭。梅太太曾经做过一种叫“丁盛蛋糕”的小吃。熟悉那个历史时期的人总是能理解宗璞的小说。

当时,宗璞是联合国大会附属中学的学生。她还记得广伟然在学校背诵何其芳的诗《我为男孩女孩歌唱》。在我的记忆中,我父亲那时总是很忙,上课,开会,演讲,回家后写文章,很少和孩子们说话。有一次,她走在林文的街上,遇到了联合国大会文学教授罗昌培,问她:“今晚你会去听你父亲关于浪漫爱情的讲座吗?”宗璞说她不够好,听不到专业学术报告,但因为当时的记忆,她对父亲的演讲印象极为深刻。

《东藏集》出版后,学者陈平原在宗璞的《往事文体》中比较了这段历史上联合国大会学生的文学创作:“陆桥的小说侧重于‘青年想象’,汪曾祺的散文则更多的是‘文人情怀’,宗璞的。我认为这是相当“历史学家意识”——它的系列是漫长而雄心勃勃的,具有极大的气魄...我认为在中国,有许多作家能写抗日战争,很少有人能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生活。世界上最合适的作家是宗璞先生,他从《红豆》开始,既有知识又有文学天赋《东藏记》获得了2005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多卷本小说在完全完成之前获奖是极其罕见的。

对宗璞来说,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第三卷《西征》。据张曼菱统计,抗日战争期间,联合国大会注册学生人数不超过联合国西南大会纪念碑上记载的832人,但陆续达到1100多人,占联合国大会注册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。1942年是抗日战争史上极其困难的一年。滇缅过境线被切断后,1942年1月,6万日本军队袭击缅甸,试图切断滇缅公路。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。由于远征军初级干部和特种部队严重短缺,大量盟军来到中国急需翻译。国民政府发起了一场知识青年参军的运动。当时,有一句口号是“一寸山川,一寸血,十万青年,十万军队”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许多联合大学的学生参军了。宗璞的《西征实录》准确描述了联合大学学生进入缅甸打仗的历史事实。

由于没有参军的实际经验,宗璞只依靠从各方面收集的材料。幸运的是,宗璞的哥哥冯中辽曾经参军。1943年,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大二学生冯中辽志愿加入远征军担任翻译。为了获得更详细的资料,宗璞要求她在美国的哥哥一遍又一遍地给她讲这个故事。为了写出与战争有关的情节,她还咨询了军队里的朋友,并得到了热心的帮助。

尽管如此,这篇论文最终还是显得肤浅。1988年,宗璞去腾冲旅行。“当时,昆明文化局送了我一辆车和一个同伴。我去了宝山、松山和腾冲。腾冲纪念公墓里,有士兵的墓碑。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年轻的人!我独自在那里哭泣。当我回来时,我感到自信。"

2008年,80岁的宗璞完成了《西征》的写作。完成《北方归来》最后一卷的计划更为紧迫。与前几卷相比,《北归集》的写作是她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完成的。柳明志清楚地记得,在《北归记》中,宗璞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因为脑出血而住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“我到医院的时候,她对我说,如果她不会写,怎么处理初稿的这一部分,觉得有点坦白的事情。当时,我也很担心。我不知道她能否继续写作,但我只是安慰她说没关系。别担心。”

令所有人惊讶的是,宗璞不仅活了下来,还坚持要完成整部小说。不仅如此,她在写了《北归集》之后,还写了一篇关于小说《结音虎露》主人公命运的简短记述,主要讲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联合国大会教授成功返回北方的历史。在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的五卷四卷本的完整版本中,《揭印葫芦》与《北归集》一起出版。

与前几部小说相比,《北归集》的叙事风格是一致的,偶尔也有些许支离破碎的地方,因此写作难度是可以想象的。尽管如此,宗璞的文学精神依然丰富,人物故事依然摇摆不定。当谈到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时,威洛不禁叹了口气:“她有许多奇妙的东西。例如,冯伟和龚自一步一步地结合在一起,写得非常扎实、流畅和浪漫。两个背景、经历和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相爱了。冯伟顺道参加了重庆舞会,并和龚自心交换了心曲。在颐和园佛香阁扇形大厅的小院子里,两人举行了一场奇怪的婚礼。碧珠和储江在龚子的外套里缝了一些金银珠宝,因为龚子,曾经是公主,会跟随韦琪到解放区,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总的来说,这种组合令人难以置信。然而,这些都不是想象出来的,在生活中也能找到。”

冯友兰和宗璞父女(摄于1988年)

讲述历史

在宗璞晚年,如果说“野葫芦引文”是文学创作的主轴,那么她为纪念父亲而写的大量文章将成为生活的另一个焦点。宗璞说:“我想写下我自己的经历,并发挥积极的作用。”

父亲对宗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《冬瓜引证》中的孟玥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父亲的化身。抗战时期,冯友兰不仅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,而且除了忙于教学、演讲和教育管理之外,还写下了足以建构其哲学体系的6本真元书:新理学、新事件理论、新世界训练、新原人、新原创方式、新知识。冯友兰在《三宋堂序》中总结了他抗战时期的作品: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漂泊并没有阻止我写作。国家的兴衰和历史的变迁给了我很多灵感。没有这些灵感和灵感,一本书是写不出来的。即使写了,也不是这样。这六本书实际上只是一本书,分为六章。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。”

冯友兰在1946年解散时,也因联合国西南大会纪念碑上的碑文而在历史上得以保存。冯友兰在题词中从中国历史地理的独特性出发,谈到了三大学派统一后的“密切合作、内在树木中学术自由的规模、外国民主堡垒的称号”。最后,它落到了历史上的几个南方十字路口,“我们是第四个南方十字路口,但是我们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恢复过来。余馨并不哀悼长江以南,杜伏羲则接受纪江以北。”我仍然能感觉到金和石的声音。

在宗璞的记忆中,他的父亲是一个经常陷入沉思的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从长沙搬到昆明。当他们经过镇上的南关时,冯友兰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城墙时摔断了胳膊。金林越在提到过去时曾和宗璞开玩笑说:“当时,司机告诉每个人不要把手伸出窗外,而是要穿过大门。其他人都拍快照。只有你的父亲听到这个,会思考为什么他不能把它放在窗外,把它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有什么区别,它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。我还没想完。我骨折了。”

在采访中,宗璞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我父亲的笑话:“文化大革命期间,我们的房子和别人合住。全家人住在一个房间里。非常拥挤,炉子放在院子里。那时我住在城里,我一回家,妈妈就说今天包饺子。饺子准备好要煮的时候,它们就不见了。饺子在哪里?找了半天后,我发现爸爸正坐在饺子上。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坐在饺子上。”

冯友兰晚年,宗璞不仅照顾父亲的日常生活和饮食,还是他不可或缺的秘书和管家。1982年9月,宗璞陪父亲去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。在等飞机的时候,他喜欢写诗的父亲写了一首关于他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女人的诗:“早年,他和慈爱的母亲一起学习,中年时,他有一个好妻子。迟到后,我必须孝顺我的女儿,帮助我在天空中飞翔。”

不论是写小说,还是写回忆文章,宗璞一直怀抱史家意识。只是,她的看法要低回得多,对“历史只能是写的历史”始终抱着一份忧惧与怅惘。比较起来,写童话似乎更加自由。早年,她便写过《总鳍鱼的故事》等一系列童话。告别时,她告诉我:“我现在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我